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00年9月入学的高中新生，将不再使用已经沿用20年之久的现行高中语文教材；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从书目中提供的两套新教材中任选一种。这两套新教材，分别是《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语文》教材和《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酝酿已久的新一轮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终于掀起了她的盖头。
我国编写语文教材是在1903年全国普遍举办新学之后才有的事。早期的中学语文教材并未区分初中与高中，而是笼统冠之以“中学”、“中等”等名。1922年，我国基础教育实行“6、3、3”学制，即初等教育6年，中等教育分为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各为3年，正式在中学教育中划分出高中阶段。自此，高中语文教材始独立成册。
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饶杰腾统计，从1922年初、高中分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有“高中”或“高级中学”字样的语文教材主要有30种版本。最初，教材的编写一直采用“审定制”，即民间编写、政府审查出版、学校自行选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改而实行“部编制”，即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并在各学校统一发行使用。这种教材编写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在1922－1949年近30年间，高中语文教材编写一直在进行新的尝试：比如，开始只选文言文，后来则逐渐选编一些平明易懂的语体文；开始只是简单的文章汇编，后来则增加一些语法、修辞等语文知识的教育，等等。这些都为建国后高中教材的编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过，在建国前的30余种高中语文教材中，对新中国高中语文教材编写影响较大的还是1946年由胡乔木主持编写的《中等国文》（共三册）。这套教材选文多是平易朴素的语体文，有不少是宣传性的时文，如《说服群众》、《新民主义的宪政》等等，文言文和文学作品则很少。1950年，国家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筹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该社成立后，除前面所说的将于今秋向全国推广的两套教材外，还先后编写出版过六种全国通用的高中语文教材。其中，以1956年版和1963年版最具有代表性，分别体现了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体系的两种主要模式。前者借鉴苏联经验，属“分科型”，即将高中语文课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科，编写两套相对独立的教材。其主导思想是要加强文学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份量。由于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次语文教材改革仅仅持续了两年，于1958年以失败而告终。后者则借鉴我国的传统经验，属“综合型”，即把阅读、写作和语文知识三者综合编进一套教材，以课文为主体，几篇课文组成一个单元，在课文教学中同时进行阅读、写作和语文知识方面的训练。这次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也未能坚持下来。
现在全国通用的高中语文教材是197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关于这套教材的编写，该社编审、中学语文室主任顾振彪回忆说，“文革”期间，语文课变成了“政文课”，教材的编写也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集体下放而陷入一片混乱。文革结束后，中央决定，在1978年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工作会议，召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写人员以及全国的一批教育工作者，组成各科教材编写组，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就是这次会议的产物。应该说，这套教材对于结束“文革”期间教材编写和使用上的混乱状态，对于恢复高中语文的正常教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9年版教材迫于当时的形势，主要是解决是一个“教材有无”的问题，在其他方面自然有欠斟酌。在此后的20年中，人教社曾根据教育部颁发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进行过三次修订，但这并没有使它免遭各界的批评。
早在1978年初的全国中小学教材会议期间，胡乔木、叶圣陶以及有关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就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不过，这还只限于小范围内。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世纪观察”专栏中发表了《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女儿的作业》和《文学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从而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涉及教法、教材、考试等方方面面。其中，对教材的批评就主要集中在1979年版高中语文教材上。
顾振彪对记者说，当前人们普遍反映现行高中语文教材陈旧、不适应，如有些选文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跟不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形势；有些选文缺乏美感，艺术价值不高，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整个教材没有吸收和反映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语文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水平，等等。他认为，现行高中语文教材虽然前后共修订了三次，但由于教育部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甚至基本课文篇目一直没有大的改变，与之相适应，高中语文教材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动。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高中教育处处长郑增仪则对高中语文教材的问题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他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语文的定位偏重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二是在教学上过分强调对学生的训练而忽略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和熏陶，三是在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上，过分强调使用客观题，窒息了学生的创造性。郑增仪认为，高中语文教材的改革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现行高中语文教材20年间无大变化，似乎有些于理不通。事实上，人民教育出版社自这套教材出版后就一直在探索编写新的教材。
就在当前通用的这套教材出版后的第三年，即1983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为了系统地研究和探索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新途径，专门成立了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编写组，编写了一套全新的、供重点高中使用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从1985年至1997年，这套教材先后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计200多所学校，800多个教学班，约40，000名学生中进行了两轮试教。第一轮试教的时间是1985年到1988年，之后对教材进行了总结修订。第二次试教的时间是1994年到1997年，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总结和修订工作。该教材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周正逵告诉记者，《高中语文实验课本》从1983年到1999年，先后历时16年，经过了两轮实验，两轮修改，到今年送审，已经是第四次修订了。
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开始了新一轮供大面积使用的高中语文教材的调查研究。1995年，教育部组织制订新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几乎在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大纲制订了编写方案，组织编写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语文》教材。这套新教材从1997年秋季开始，分别在江西、山西、天津等两省一市进行试验，第一轮试验将于2000年上半年结束。
与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相比，两套新的高中语文教材都有比较大的变化。
顾振彪介绍说，尽管《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语文》教材与现行教材有一些延续性，但相对于现行教材而言，有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体现在外观上。旧教材是32开本，而新教材则为16开本。二是体现在内容上。新教材虽保留了大量历代传诵的名家名篇作为课文，但更新了现行教材的大部分内容，以第一册为例，阅读部分的文章总共24篇，其中有12篇就是新收进的中外散文和古文。新教材选文的数量明显增加，由原来高中三年200篇增加到600篇，其中主要是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在整套教材的选文中，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60％以上，选入了大量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的文章以及一些外国文学中影响深远和反映世界最新科技成就的作品。撷其要者，如《再别康桥》（徐志摩）、《乡愁》（余光中）、《道士塔》（余秋雨）、《剃光头发微》（何满子）、《变形记》（卡夫卡）、《〈宽容〉序言》（房龙）、《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杨振宁）、《宇宙的未来》（霍金），等等。古代作品选文的比例也显著加大，约占到整个教材的43％，而且选文更加注重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感情因素、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第三个变化是体现在编排上。新教材一改现行教材阅读与写作混合编排的方式，将写作、口语交际分离出来，编写独立的教材。在编写模式上则结合能力训练目标和课文本身的实际组织单元，不再按照现行教材中所谓“比较复杂的记叙”、“比较复杂的说明”和“比较复杂的议论”为线索组织单元。另外还编写了与教科书配套的语文读本，供学生在课外阅读。
另一套《高中语文实验课本》则完全打破了现行教材的格局。它包括教材18册，教学指导书6册，总复习指导1册，共计25册。其特点，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顾黄初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三文两分一主线”七个字。所谓“三文”，就是将教材分为《文言读本》（高一）、《文学读本》（高二）和《文化读本》（高三）。“两分”就是阅读教材和写作教材分编、课内教材与课外教材分编。“一主线”就是以语文能力的训练为主线，按照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说话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来编排各类训练项目。记者发现，这套教材收录的最新作品是发表在1999年第1期《人民教育》上的一篇文章———《实现人类学习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光是入选的新诗就有40多首，如《炉中煤》（郭沫若）、《雨巷》（戴望舒）、《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乡愁·乡愁四韵》（余光中），等等。
由于新教材与现行教材相比，容量明显增大，而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仅仅介绍了重点掌握的常见文言词、古诗文背诵篇目以及课外阅读推荐书目而没有规定教材的全部篇目，这使得新教材的选文变得尤为重要。两套新教材的主编都表示，两套新教材的选文均是严格依照典范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代表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从大量的文章中筛选出来的名家名篇。尽管两套教材在选文和编排上各有千秋，但由于都覆盖了教学大纲所要求的知识点，因此学生使用哪套教材都不会影响高考。另外，有家长担忧：新教材的信息量如此之大，而语文课已减少到每周四个课时，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对此，周正逵认为，如果老师的教法得当，新教材不但不会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而且还会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两套新的高中语文教材问世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郑增仪认为，这两套新教材的推广使用是我国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重大一步，它对我国高中语文教育的改革将发挥非常积极的影响。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会长朱绍禹在评价《高中语文实验课本》时说，“旧日体例已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语文教科书面貌已经初步改观，实在可贺！”天津市教研室认为，《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语文》教材“体现了目前最先进的教育理念”。而在试教的过程中，两套新教材亦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
目前除了教育部向全国各中学推广使用的这两套新教材之外，上海的H版和S版两套高中语文教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编写、开明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也已试用多年。对此，郑增仪的观点是，我国的高中教育应该像初中教育一样打破全国统一使用一套语文教材的局面，向“一纲多本”的格局发展。
谈及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前景，郑增仪还认为，社会在发展，对学生的要求在逐步提高，那么培养学生的载体，譬如教材等也应该不断改进。高中语文教材在今后的改革中，应该注意及时吸收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新成果，把一些时代气息浓厚、富于文化内涵的好文章及时收入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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